2011年9月6日 星期二

是歷史共業還是大騙局--梁緒婷的簡愛(原發表於2011年9月6日FB網誌)


今年八月,在上海圖書館,翻開祝慶英翻譯的《簡愛》(上海譯文,1980),看到第一段:

那一天不可能去散步了。不錯,我們早上已經在片葉無存的灌木林中逛了一個鐘頭….

署名梁緒婷的譯本(1988)其實是祝慶英譯本(1980)
看到「片葉無存」四個字,我就知道賓果了,又破一案。志文1988年署名梁緒婷翻譯的《簡愛》,果然又是大陸作品,證實了我這一向的疑慮。雖然破案了,但人在上海,卻有一種悲哀的感受。我一面罵自己太笨,早就知道有祝慶英的譯本,怎麼早沒想到呢?但又懷疑自己是不是下意識不想去對,寧願找不到證據﹖
    話說《簡愛》這本小說,台灣看起來譯本眾多,卻相似度驚人,因為絕大部份都是抄李霽野1935年的譯本,一抄抄了半個多世紀,用過的名字不下二十個。解嚴前塗改人家名字抄襲,還算情有可原,誰叫李霽野是大左派呢,出版社這樣委曲求全流傳他的東西,他知道了也不能深怪吧。但1988年明明已經解嚴了,再抄就沒有藉口了吧。志文的版本的確是讓人耳目一新,終於不再抄李霽野了,但改抄祝慶英就比較有品嗎?我在去年那篇《分歧點—論1935年的兩種簡愛譯本》(編譯論叢),還幫她背書,說梁緒婷譯本是第一個台灣譯本(因為那時只確認不是李霽野版本,也不是吳鈞燮、黃源深和宋兆霖譯本)。結果後來越來越心虛。首先是發現志文紀錄不良:夏穎慧的《傲慢與偏見》(1983))是抄襲王科一(上海新藝文,1956);《理智與情感》(1986)是抄襲吳力勵 (湖南人民,1984);羅玉蕙的《咆哮山莊》(1983)膽子更大,是抄在地梁實秋的。而且這幾位譯者的共同特徵就是找不到任何資料,也找不到其他翻譯作品。所以我開始懷疑梁緒婷譯本,搜尋之後,也同樣找不到梁緒婷的任何資料或其他作品。但我比對了吳鈞燮、黃源深和宋兆霖譯本,又確認不是,就先擱下了。這次要到上海圖書館追蹤其他譯本,記起這件心事,特地影印了好幾頁帶去圖書館查案,果然讓我給破了。
    但破案卻沒有什麼喜悅之感。我不知道這樣的抄襲,要算是歷史共業,還是騙很大? 我們就這麼沒有出息,經典翻譯抄了半世紀舊譯不夠,還要繼續抄新的?
都解嚴了,要引進新譯就大方把人家名字印出來呀? 還是抄習慣了,連版權都不願意付? 之前在香港發表了台灣戒嚴期間抄襲舊譯的狀況,一位大陸學生就問我: 我追查這些抄襲案的意義是什麼? 是要在法律上控告這些出版社嗎? 是要他們道歉嗎? 我愣了一下,說:我只希望知道真相。但我發現梁緒婷的《簡愛》多次再版,至少有1988、1989、1991、1993、1996、1999六版,而且各大學圖書館都有收藏時,我真的覺得夠了。我覺得志文欠台灣讀者一個交代。

2010年誤信梁緒婷的文章請看:
分歧點--論1935年的兩種簡愛譯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