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25日 星期五

耿濟之在大陸失傳的《罪與罰》在台灣重現?--空歡喜一場


 「外公怎麼也想不到的是,《罪與罰》在他去世六十五年後的今天奇蹟般地出現在台灣...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台灣國家圖書館館藏)清單上竟然清清楚楚,赫然列出了耿濟之譯的《罪與罰》!

2009年,耿濟之的外孫陳逸,聽說外公失傳的《罪與罰》在台灣出現,特地從美國飛來台灣見證奇蹟。並在2012年,由遠景出版祖孫合譯新版,扉頁上印著:「獻給敬愛的外公 濟之先生」,署名「耿濟之原譯,陳逸重譯」。看似一段佳話,可惜不是真的。陳逸手上那本署名「耿濟之」的譯本,其實是上海啟明「汪炳坤」的版本。耿濟之在天之靈,恐怕不是陳逸所想像的「悲喜交集」,而是「啼笑皆非」吧!更尷尬的是,序還是鄭振鐸的孫子鄭源所寫,真是兩個「憨孫」。


2012年遠景出版的《罪與罰》,署名「耿濟之 原譯,陳逸重譯」,
其實是汪炳焜譯本


2012遠景版扉頁題獻耿濟之

1936年上海啟明出版的汪炳焜譯本,是遠景版的來源


耿濟之(1899-1947),上海人,民初名譯者,北京俄文專修館出身,從俄文翻譯了許多重要作品,包括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四本作品:《死屋手記》、《少年》、《兄弟們》(後來書名改譯《卡拉馬助夫兄弟們》)、《白癡》。根據耿濟之的女兒耿靜芬的說法,《罪與罰》也譯了,可惜手稿送進商務印書館排印時,被日軍炸毀了。據說耿濟之為此常感落寞,但這麼大部頭的書,要重譯談何容易。當年手稿只有一份,又沒有影印店,丟了就丟了,戰亂期間的譯者不少人有類似的經驗。戰後來台的德文譯者周學普,曾在歌德《愛力》的序中說,自己其實早就翻譯過一次,1947年把手稿寄給杭州友人準備出版,誰知兩岸隔絕,稿子拿不回來,只好硬著頭皮重譯一次。

既然稿子炸掉了,為何台灣會有「耿濟之」的《罪與罰》呢?其實很簡單:這不是耿濟之譯的,是戒嚴期間台灣翻譯社常見的張冠李戴手法。現在電子資源方便,只要比較一下就知道譯本是誰的了:

遠景所謂「耿濟之」版是這樣開頭的:

七月初的一個酷熱的晚上,一個住在S城的青年,從他的寓所樓上出來,懶洋洋地一直向著康橋踱去,看去似有所思般的。當他在下樓時很敏捷地避開了老闆娘的視線。他所住的房間是在一座高聳著的五層樓的房子的屋頂底下,這間房倒很像一個飲食櫥呢。那每天供給他膳宿,和服侍的老闆娘是住在下一層樓的,他每次出去時,必須經過她的廚房,廚房的門總是開著的。他每次經過這兒就要發生一種不快的,怕懼的情緒,使他皺著額似覺有點靦然的樣子。為的是他欠老闆娘的房錢無法償付,委實有點怕看見她呢!

1936年汪炳焜版是這樣開頭的:

是在七月開始的一個酷熱的晚上,有一個住在S城的青年,從他的寓所樓上出來,懶洋洋地一直向著康橋踱去,看去似有所思般的。當他在下樓時很敏捷地避開了老板娘的視線。他所住的房間是在一座高聳著的五層樓的房子的屋頂底下,這間房倒很像一隻飲食櫥呢。那每天供給他膳宿,和服侍的老板娘是住在下一層樓的,他每次出去時,必須經過她的廚房,廚房的門總是開著的。他每次經過這兒就要發生一種不快的,怕懼的情緒,使他皺著額似覺有點靦然的樣子。為的他欠老板娘的房金無法償付,委實有點怕看見她呢!

兩者差異極小,像是「七月開始」改成「七月初」,「老板娘」改成「老闆娘」,「一隻」改成「一個」、「房金」改為「房錢」。其他重要的句子主幹都沒動,甚至於像「使他皺著額似覺有點靦然的樣子」這種不自然的句子都一字未改,可見遠景版實為汪炳焜版無可置疑。那為什麼陳逸會有這樣的誤會呢?這要從這個譯本在台灣的流傳歷史談起。

1936年汪炳焜譯本由上海的啟明書局出版。上海啟明書局的老闆沈志明是世界書局老闆沈知方之子,在戰後沈志明夫婦來台開設台灣啟明書局,由沈志明妻子應文嬋擔任發行人,落腳重慶南路。台灣啟明在1949年以前就帶了大批上海啟明版本的書過來販售,沒想到1949以後兩岸隔絕,回不去了,更糟的是國民黨頒布戒嚴法,宣布「附匪」及「陷匪」作家、譯者的作品通通不能賣。那豈不是等於無書可賣?所以啟明想出了一個巧妙的對策,就是把所以譯者都改署名「啟明書局編譯所」,就這樣出了數百種署名「啟明書局編譯所」的書。啟明書局並不用假名,開始時也規規矩矩只出自己上海啟明的書。但後來1959年沈志明夫婦以出版匪書被捕,以叛亂罪起訴,還好他們夫婦是胡適的學生,時任中研院院長的胡適找美國施壓營救,兩人獲釋之後逃往美國,終老於斯。所以啟明在1950年代是譯印大陸舊譯的大本營,1960之後成為全台大小出版商的免費底本來源,盜印者眾,但老闆都跑了,自己也心虛,不能告別人抄襲(萬一又被人告密說在印匪書),所以成為大宗種子書來源。這本《罪與罰》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成為台灣的主流譯本。以下是按年代排列已知版本:

1960年 「啟明編譯所」譯。台北:台灣啟明書局
1968  「甲兵」譯。台中:一善書店
1968  未署名。台北:江南。
1974  未署名。台北:學海。
1975  未署名。台北:青山。
1977  未署名。台北:遠行。
1979  「遠景編輯部」。台北:遠景。
1980  未署名。台北:喜美。
1981  未署名。台北:名家。
1986年 「書華編輯部」譯。台北:書華
1986年 「耿濟之」譯。台北:遠景(八版)
1999年 「耿濟之」譯。台北:錦繡

根據陳逸的〈出版緣起〉,他在國圖看到了四個版本,分別是江南、學海、遠行三個沒有署名的版本,以及遠景署名「耿濟之」的第八版。因為這四個版本全同,又只有最後一個版本有署名,所以他就誤以為所有版本都是「耿濟之」的。其實遠景自己就是翻印大陸舊譯的大本營(遠行的發行就是遠景,書華和錦繡也都和遠景同屬一脈),江南、學海這幾家出版社也都是翻印舊譯常客,只能說國家圖書館的館員熱情有餘(陳逸有特別感謝國圖館員的熱情協助),專業不足,否則應該要警告陳逸這幾家出版社都有出版資料不實的前科,應該要更謹慎查證才是。

1977年遠行版,不著譯者。實為汪炳焜譯本。


1986年書華版,署名「書華編輯部」,也是汪炳焜譯本

1986年遠景版,首度署名「耿濟之」譯,實為汪炳焜版



1986遠景版的《白癡》,署名「耿濟之」譯,實為高滔/宜閑(胡仲持)譯本



1986年遠景版的《少年》,真的是耿濟之譯本,如實署名。




真假難辨:右邊兩本是耿濟之的,左邊兩本不是

台灣戒嚴期間用假名或不著譯者方式翻印的舊譯超過千種(我已查到1400種),作為翻印來源的種子書達600種(每本種子書平均被兩家以上的出版社翻印),其實是相當嚴重的問題,在研究上往往造成誤判。像是1986年遠景出版的六本杜斯妥也夫斯基全掛名耿濟之譯,其實只有三本是他譯的。他譯的三本是:死屋手記少年卡拉馬助夫兄弟們。而其他三本雖然都署名「耿濟之」,其實不是他譯的。原譯者是:汪炳焜的罪與罰(1936,上海:啟明)、紹荃麟的被侮辱與被損害者(1943,上海:文光),以及高滔/宜閑合譯的白癡(1943,上海:文光)

其中最奇怪的是白癡》,明明有耿濟之的譯本(1947,上海開明),為什麼挑了別人的譯本,又要掛耿濟之的名字?說到底,還是因為戒嚴的關係,搞得大家長年不敢用真名,假名用久了也糊塗了。而耿濟之的名字被亂用也不只是遠景,1973年台南東海出版的《煙》,也署名耿濟之譯,其實是陸蠡的譯作。耿濟之譯的《獵人日記》曾以「江子野」、「克強」等假名翻印,而這四本汪炳焜、紹權麟、高滔、宜閑、陸蠡的譯作,通通被當作是「耿濟之」的作品。只能說,台灣書目資料真是一筆糊塗賬,千萬不可盡信。其他莫名其妙多了幾筆作品的還有朱生豪、林語堂和伍光建,這些譯者地下有知,可真是要哭笑不得。

1973年台南東海出版社的《煙》,署名「耿濟之」譯,其實是陸蠡的譯作(1940)


陳逸的修改,據說是根據俄文版和英文版。改的幅度相當大,至少比遠景的「耿濟之」改汪炳焜的幅度大很多:

七月初一個十分炎熱的晚上,一個年輕人從他租住的第七小巷的一棟公寓裡走了出來,似乎很猶豫地,慢慢地朝K橋走去。下樓的時候,他成功地避開了女房東的視線。他所住的閣樓是在一幢五層樓房的頂層,與其說那是一個房間還不如說像一個壁櫥。每天為他提供膳宿和服務的女房東就住在他的下一層。他外出必定要經過她的廚房門口,而廚房的門一直是開著的。每次經過那裡時,年經人總是有一種病態的害怕心理,使他皺著眉頭好像感到羞恥一樣。他欠了女房東的房租無法償付。他很怕撞見她。


除了修改這本張冠李戴的罪與罰》之外,陳逸欲罷不能,2013年又修改了《死屋手記》,一樣由遠景出版,還好《死屋手記》真的是耿濟之譯的。 

2015年12月18日 星期五

也是人間悲劇?尋找譯者鍾憲民始末

上週某個黃昏,剛下課,一位老先生抱著影印資料來學校找我。他說:「我是鍾憲民的兒子。」

我們尋找鍾憲民的下落已經兩三年了。鍾憲民,1910年生(也有說1908年生),浙江崇德石門灣人。南洋中學畢業活躍於19301940年代的著名譯者,翻譯的文學作品超過二十種,包括三部美國作家德萊塞的長篇小說,也曾把魯迅的《阿Q正傳》翻譯成世界語。1949年來台,來台後除了重印幾本德萊塞的小說之外,也在文藝雜誌上繼續發表文章:1950年有一本譯作《英遜皇愛德華自傳》在台灣出版(A King’s Story英文版在1951年才出版,可見鍾憲民是根據1950Life雜誌上的連載趕譯出版),這部新作足證1950年他已不在大陸。1950年代的《中國文藝》和夏濟安主編的《文學雜誌》都有他署名的翻譯作品,如1956年《文學雜誌》就有他翻譯的〈騎士〉(Thomas Mann著)。最晚見到他署名的文章出現在1957年三卷二期《文學雜誌》附冊《匈牙利作家看匈牙利革命》,是針對1956年匈牙利革命出版的專刊。
    到這個時間點為止,看起來鍾憲民跟夏濟安、黎烈文、沈櫻、錢歌川、何容等人很像,就是典型的流亡文人,《中國文藝》和《文學雜誌》這兩份雜誌集結的也都是有名的文人。國立台灣文學館的「台灣文學期刊提要」在介紹《中國文藝》這本雜誌時,還說「我們注意一下《中國文藝》翻譯歐美名著的作家,如:錢歌川、蘇雪林、黎烈文、沉櫻、鍾憲民等,確實也是一時之選」。鍾憲民在1949年前的資料並不難找,他跟魯迅有私交,魯迅日記中有好幾則都有提到他。他會世界語,出過教材,蕭紅也曾提及跟他學世界語的事情。但大陸方面的資料都到1949年為止,因為後來他就「隨國民黨撤退到台灣」。這也很合理。奇怪的是,1957年以後,他音訊全無,宛如人間蒸發。會不會是病逝?找不到發喪紀錄。以他的文壇人脈來看,不可能一篇紀念文章都沒有。會不會被政治迫害?我們查過白色恐怖叛亂名冊、被槍斃的名冊等等,也沒有他的名字。當然,譯者常用筆名,也有些譯者並不出名,找不到下落也不稀奇;但鍾憲民並不是名不見經傳的小譯者,他從1930年代就有文名,到台灣又繼續在文壇活動。為什麼查遍各種文壇回憶錄,竟然都沒有人提過鍾憲民?
    他的譯筆流暢動人,有點傅東華的味道,很多作品都一再重印。明華書局重出的版本都有署名,也有序,他甚至在《一個亞美利加的悲劇》中提及1952年改編電影《郎心如鐵》在台北放映之事,並稱台北為「本市」,看來應該住在台北。 但後來多本作品被改名盜印,包括署名「黃蓉」,收在遠景世界文學全集中的《嘉莉妹妹》,包括後來系出同門的書華版和桂冠版;還有至少被盜印八次的《人間悲劇》,大概是電影的關係,書名被改為《郎心如鐵》、《郎心如狼》、《郎心狼心》等都有。這本德萊塞的作品An American Tragedy在台灣幾乎是獨家翻譯,不管署名的是誰,都是鍾憲民的作品。另一本獨家是波蘭小說《孤雁淚》(Marta),1930年鍾憲民初版譯為《瑪爾達》。台灣翻印多次,作家瓊瑤書架上必有一本,因為她在小說《一簾幽夢》中,女主角汪紫菱不考大學以後,男主角楚濂送她的禮物就是「一本《紅與黑》,一部《凱旋門》,一本《湖濱散記》,一本《孤雁淚》,一本《小東西》」。
     一個翻譯名家,來台後數年間還有文壇活動,忽然消失的無影無蹤,這是我們研究譯者歷史時沒有遇過的事情。夏濟安去美國、錢歌川去新加坡、英千里過世,總會有跡可循。我在部落格陸續寫過幾篇有關鍾憲民的文章,希望會有知情人士告訴我們一些蛛絲馬跡。終於等到了鍾憲民的兒子,我們起初大喜,但卻疑惑益增。
    首先,年籍不符。鍾老先生說,他們是湖南醴陵人,不是浙江崇德人。再者,他父親生於1876年,讀明德學堂,留學日本法政大學,追隨黃興,從同盟會時代就在反清搞革命。鍾老先生自己生於1926年,上面還有長姊,父親無論如何不會生於1910年。既然年籍差這麼多,為什麼鍾老先生要來找我們呢?因為我們從大陸出版的民國名人百科中查到一條資料,說鍾憲民1926年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檢查員。鍾老先生翻出這張鍾憲民的檢查員任命狀給我們看,上面還有蔣中正的大印。他指出我們的資料有問題,如果鍾憲民真是1910年生,1926年不過是16歲的少年,大概中學都還沒畢業呢,要怎麼當國民黨的軍事檢查員?
    我們十分惶惑,忙追問這位湖南鍾憲民先生的生平經歷。據說他跟隨黃興革命多年,後來在國民黨內部擔任不少職位,鍾老先生還出示好了幾張程潛簽署的證明書,證明鍾憲民的確是忠黨愛國的革命同志。但他到底有沒有來台灣呢?鍾老先生說並沒有。他本人是1949年來台的,他說臨別前父親幫他準備了入台證、船票、錢和姊姊的地址(他姐夫是埔里人,隨日本海軍去大陸作戰,戰後認識他姊姊,姊姊1947隨丈夫來台),說自己還有公務在身,叫他先來。但從此父子永別。他在解嚴後曾返鄉詢問父親下落,親戚說早在1951年就以反革命罪名槍決了。但他不平的是,父親一生忠黨愛國,也擔任過不少黨內職務,國民黨黨史館裡卻沒有任何鍾憲民的資料。我拿出幾本鍾憲民的譯作給鍾老先生看,他說毫無印象,也從不知道父親做過翻譯。只是因為看到我們部落格文章有提及「當過國民黨檢查員的鍾憲民」一事,想知道是否還有線索可查。
     我們檢視各種資料來源線索,不得不承認這大概是可怕的巧合。另有一條資訊是1929年,鍾憲民曾任職於國民黨中央黨部宣傳部國際宣傳科。也就是說,其實有兩個鍾憲民,在差不多的時間分別任職於國民黨,而且都資料奇少。湖南的鍾憲民比較年長,擔任的黨職大多是財務方面;浙江的鍾憲民比較年輕,跟左派文藝人士走得很近,他之所以這麼年輕就被找進國民黨宣傳部,其實是因為他會世界語,他1930年就把魯迅作品譯為世界語,1929去幫國民黨宣傳也不會太離譜。《嘉麗妹妹》這些譯作的白話已經很接近現在的用語,大概也不會是同盟會那個世代的文字。可能是大陸方面在編輯民國時期人物百科時,誤認為這兩個鍾憲民是同一個人了。湖南的鍾憲民是老國民黨員,並沒有來台灣;而他的同鄉程潛背叛國民黨投靠共產黨,台灣1950年代的刊物上提到他還要說「程逆潛」,我猜黨史不提他可能是受到程潛的連累。浙江的鍾憲民應該是來台灣了,而且住過台北,但後來不知為何失蹤了,再也沒聽過這個人。
     鍾老先生與我們談了一個小時左右,後來他也逐漸意識到我們在找的鍾憲民大概不會是他的父親,還跟我們致歉,說耽誤了我們的時間。我們起立向他道謝,看著九十歲的鍾老先生,抱著父親的證書影本風塵僕僕而來,落寞而去,愣愣地不知是什麼滋味。

以下是鍾憲民1949以前的文學譯作:
1928 《祇是一個人》。匈牙利尤利巴基著。光華書局
1928 《靈魂的一隅》。保加利亞斯泰馬托夫著。光華書局
1928 《深淵》。波蘭詹福琪著。光華書局
1930 《瑪爾達》。波蘭奧西斯歌著。北新書局
1931 《白馬底騎者》。德國斯篤姆著。光華書局
1931 《藝術家之愛》。法國巴爾札克著。
1934 《自由》。美國德萊塞著。中華書局。
1934 《犧牲者》。匈牙利尤利巴基著。現代書局
1934 《死去的火星》。俄國托爾斯泰著。文藝月刊
1935 《波蘭的故事》。育珂摩爾等著。正中書局
1943 《偽愛與真情》。波蘭詹福琪著。進文書店
1943 《人間悲劇》。美國德萊塞著。建國書店
1944 《她的幸運》。捷克黑爾曼著。萬光書局
1944 《情網》。美國德萊塞著。萬光書局
1944 《海爾敏娜》。育珂摩爾著。世界出版社
1944 《娛妻記》。英國哈代著。萬光書局
1945 《嘉麗妹妹》。美國德萊塞著。教育書店
1945 《若望・葛利斯朵夫》。法國羅曼羅蘭著。世界出版社
1945 《婚後》。美國德萊塞著。正風出版社
1947 《欽差大臣》。俄國果戈理著。教育書店
1947 《飄》。美國米契爾著。教育書店
1947 《天才夢》。美國德萊塞著。教育書店

中文譯為世界語:
1929 《王昭君》。德國報導
1931 《阿Q正傳》。出版合作社
1942 《抗戰小說選》。世界語函授社
1943 《小母親》。世界語函授社
   
     

1948年國際文化服務社版,有譯序
1948年上海教育書店版

1952年台北新興書局版,署名「顧隱」譯,為鍾憲民的「人間悲劇」。



1964年明華書局版,大中國圖書公司發行


1964年明華書局版,大中國圖書公司發行



1969年北一出版社版,署名「劉明遠」譯,也是鍾憲民譯本



1975年台南新世紀版,實為鍾憲民所譯


1981年裕泰圖書公司版,為鍾憲民譯的《人間悲劇》

1981年日昇的「郎心如鐵」,署名「黃夏」,也是鍾憲民的「人間悲劇」。

2015年11月17日 星期二

到底有幾個孤雛?


我到最近才驚覺東方版的「苦海孤雛」和「孤雛淚」是兩本不同的書,但又都不是我印象中的「孤雛淚」。因為我小時候看的是光復版的「孤雛淚」,那個主角叫做大衛。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今天索性把三本攤開來比對,弄清楚誰是誰:
東方版的「孤雛淚」=Oliver Twist,劉水秀譯自日文版「オリバの冒険」(偕成社,譯者為持丸良雄)。這本又名「賊史」或「霧都孤兒」。主角奧立佛一出生就在孤兒院,是命運最悲慘的一個。Google時發現很多人以為這本才是「苦海孤雛」,一片混亂。

劉水秀譯「孤雛淚」(東方出版社,1976),又名「霧都孤兒」。
林紓譯為「賊史」。

持丸良雄改寫「オリバーの冒険」(偕成社,1953),譯自Oliver Twist



東方版的「苦海孤雛」=Great Expectations,蘇尚耀譯自日文版「大いなる遺產」(偕成社,譯者為北条誠)。這本又名「孤星血淚」,很容易和「孤星淚」(悲慘世界)搞混。現在多譯為「遠大前程」。主角比布由脾氣不好的姊姊和脾氣超好的姊夫養大。中文版的封面是根據日文版的彩色插圖繪製的。


蘇尚耀改寫「苦海孤雛」(東方出版社,1971),又名「孤星血淚」。
現在譯為「遠大前程」。

北條誠改寫「大いな遺產」(偕成社,1951),譯自Great Expectations


光復版的「孤雛淚」=David Copperfield,江夏正譯自日文版「少年デビッド」(小學館,譯者是佐佐木仁)。這本又名「塊肉餘生記」或「大衛考勃菲爾」。主角剛出生的時候還跟媽媽在一起的,後來軟弱的媽媽改嫁,才過得比較悲慘。但沒有奧立佛那麼慘。
這三本書都是Charles Dickens的作品,主角都是孤兒,真是孤雛滿天下。台灣這三本童書,都是由日文轉譯。但日文書名沒有像中文那麼容易混淆啊,為什麼中文每本都要有孤雛?這三本小說中,以「塊肉餘生記」的中譯本最多。我覺得光復書局把這本命名為「孤雛淚」,是不太妥當的,增加混淆程度。

江夏正譯「孤雛淚」(光復書局,1978)。林紓譯為「塊肉餘生述」,後來通行書名是「塊肉餘生記」或「大衛・柯波菲爾」、「大衛・考勃菲爾」等。

佐佐木仁譯「少年デビッド」(小學館,1978),譯自David Copperfield

2015年11月16日 星期一

不是莎士比亞寫的暴風雨

這本文化圖書出版的「暴風雨」,楊乃全譯,沒有出版年。但譯者在「關於這一個故事的幾句話」中說,「這部小說是一百三十多年前俄國大文豪普希金寫的」,原文出版於1836年,因此可以推估這個譯本是1966年以後出版的。譯者又說,「這部小說的原名,本來是叫做『上尉的女兒』。因為它在我國還沒有譯本,只是在台灣演過用它拍成的電影,電影商為了醒目就把它譯成了『暴風雨』。這個名字在台灣大家都是知道的,所以我們也就沿用了這個名字。」
其實這部「上尉的女兒」,1949以前在大陸至少有三個譯本,文言的叫「俄國情史」,還有兩部白話的「甲必丹女兒」。「甲必丹」似乎是Captain的音譯。所以如果「我國」是指中華民國(?)的話,似乎不太對;但這三本都沒有在台灣流傳,也是真的。東方版本的「上尉的女兒」1973年才出版,看來晚於文化圖書的版本。
東方版的譯者是張宏源,根據的是喜多謙的「大尉の娘」(偕成社,1953)。三個版本的封面基本上是一樣的,只有制服的顏色有點差異罷了,顯然系出同源。比較兩種中譯本,非常有趣,可以看出雖根據同一種日譯本,譯者的選擇很不一樣。例如小說一開始,東方版說男主角的媽媽在煮「蜜餞」,文化版說在煮「蜂蜜果醬」。這時父親放下書本,要跟太座說話。東方版譯成:

「喂,媽媽!」(俄國習慣,父母親有時跟著孩子,管對方叫「爸爸」、「媽媽」。)

文化版卻直接讓父親叫媽媽的名字「斯克妮」。看了一下日文版,這裏跟東方版一樣,

「なあ、お母さんや」

但並沒有俄國爸爸媽媽怎麼叫的註解。我不知道俄國習慣如何,但跟著孩子管對方叫爸爸媽媽,不正是日本人的習慣嗎?


楊乃全譯的「暴風雨」,即「上尉的女兒」。


偕成社的「大尉の娘」,喜多謙譯。
東方出版社的「上尉的女兒」,張宏源譯。



林鍾隆的小飛俠

 1986年,光復書局的世界童話百科全集,大開本硬皮精裝,來自義大利的插圖非常精美,譯者名家甚多,包括朱佩蘭、鄭清文、藍祥雲、高明美、廖清秀、李英茂、文心、林鍾隆等。版權頁有註明義大利FABBRI公司授權。但上述的譯者清一色都是日文譯者,而不是義大利譯者。當然,他們還是從日文翻譯的。這套也跟銷售量極佳的彩色世界兒童文學全集一樣,是從日本小學館的書翻譯過來的。

以這本「小飛俠」為例,中文譯者是兒童文學作家林鍾隆,是從1979年小學館的「ビーター.パン」翻譯的,先由坂齊新治翻譯,再由兒童文學作家角田光男改寫。封面雖然選了不一樣的圖,但都是同一畫家Ferri的作品。內頁插圖就完全一致了。這位畫家筆下的彼得潘和溫蒂都有點嬰兒肥。

故事最後,溫蒂帶著弟弟們回家了,媽媽也想把彼得留下來:
「大家都做我的孩子,你也一樣,不好嗎?」
「那樣,你就會把我送到學校唸書,對不對?」
「是啊!每個人都要唸書的。」
「長大了,就要到公司上班⋯⋯」
「嗯,當然啊!」
「所以,我不喜歡長大變成大人。」

難怪有那麼多人嚮往潘彼得。
林鍾隆(1930-2008),桃園人,國中老師及兒童文學作家。原來在大溪有林鍾隆紀念館,但現在不知為何關閉。角田光男(1924- ),和林鍾隆一樣也是老師出身的兒童文學作家。
1986年光復書局的世界童話百科全集,每本有二到四個故事。

1979年小學館的「世界童話全集」第十冊,標題為ピーター.パン,
但收了其他三篇故事。




2015年11月6日 星期五

從千里尋母到萬里尋母

 
1955年,黃得時的「千里尋母記」由東方出版社出版,屬於東方少年文庫之一。這故事是「愛的教育」裡面的一篇故事,敘述義大利少年馬爾可的媽媽到阿根廷幫傭,兩年後忽然無故失聯,十三歲的馬爾可思母心切,於是遠渡重洋去找媽媽。

「愛的教育」是義大利文寫的,從清末第一個中譯本,包天笑的「馨兒就學記」就是從日文譯本轉譯,後來最有名的夏丏尊譯本「愛的教育」也是從日文譯本轉譯,民國時期還有從英譯本轉譯的版本,但並沒有從義大利文直譯的版本。黃得時用的是哪一個中介版本呢?最近以圖追圖,赫然發現黃得時所用的日譯本來頭甚大,竟然是諾貝爾獎得主川端康成的作品!(當然,他那時還沒得諾貝爾獎就是了。)川端康成的「母をたずねて」,昭和26年(1951)由あかね書房出版,屬於「初級世界繪文庫」書系,日向房子繪圖,共62頁。黃得時的譯本每頁字數較多,共40頁。

奇怪的是,我手上這本是1968年的七版,封面上的少年雖然是同一人,但日文版的背景是碼頭,東方版的背景卻改成農村風光。今天特地去國圖,找到1955年東方少年雜誌上的廣告,果然初版背景也是港口,不知是那一版才改成農村。

這個故事曾經拍成日本動畫「母をたずねて三千里」,在台播放的時候譯為「萬里尋母」,反正都加碼就對了:川端康成只說「尋母」,黃得時就變成「千里尋母」;日本動畫是「三千里尋母」,台灣版就變成「萬里尋母」了。可憐的馬可,真是越走越遠呀

黃得時譯「千里尋母記」,1955年初版,此為1968年七版封面

川端康成的「母をたずねて」,1951年あかね書房出版




1955年「東方少年」雜誌上的彩色廣告,可見初版的背景和日文版一樣,都是海港